黃河古棧道遺跡 資料圖

　　三門峽古稱陜州，自古以來便是交通樞紐之地，號稱“兩京鎖鑰”。歷史時期，河東池鹽在黃河南岸的運輸主要是利用陜州境內發(fā)達的交通系統來完成，包括陸運的“崤函古道”與水運的“三門峽黃河漕運”系統。時至今日，三門峽境內依然保存著眾多與河東鹽運有關的歷史遺跡，主要包括“三渡”——茅津渡、太陽渡、浢津渡，“三倉”——太原倉、集津倉、鹽倉。這些重要的文化遺產，見證著歷史時期三門峽交通系統的發(fā)達。

　　茅津渡，也叫會興渡、沙澗渡，南岸位于今湖濱區(qū)會興街道，與風陵渡、大禹渡并稱“黃河三大古渡”。在明洪武之前，它叫沙澗渡，因黃河北岸有沙澗水而得名。清同治四年(1865年)，渡口旁的小村落改稱“會興街”，會興渡的名稱才正式形成。茅津渡以轉輸河東池鹽而聞名遐邇。運城市出土的“牛家院摩崖刻石題記”顯示，北周大象二年(580年)開修，由河東鹽池往茅津渡通向“陜州三門”鹽道，說明當時河東池鹽很可能是在茅津渡或太陽渡就運上船，渡過三門天險，運往下游。

　　清康熙年間，河南行銷的河東池鹽運輸多由會興鎮(zhèn)進行轉運，到嘉慶二十四年(1819年)，河東池鹽改為“商運民銷”后，河南行銷的所有河東池鹽均在會興鎮(zhèn)轉售販運，從而使會興鎮(zhèn)商業(yè)進一步繁榮。據資料顯示，當時會興鎮(zhèn)一年的鹽業(yè)交易量在40萬兩白銀左右，年商品交易量大約為七八十萬兩白銀，成為河南鹽業(yè)貿易中心和河南名鎮(zhèn)。由于鹽運的影響，茅津渡碼頭商旅云集、景致迷人。特別是在晚上，各種燈光在河里交相輝映，其情其景令人陶醉，這就是著名的陜州八景之一：茅津晚渡。

　　太陽渡，本名茅津，位于陜州古城西黃河岸邊，因河對岸有茅城而得名，至遲在春秋時期已經形成。漢代設置大陽縣后，始改名太陽渡，又叫大陽津、太陽津、陜津。需要說明的是，太陽渡與茅津渡容易產生混淆，有人誤以為茅津渡(沙澗渡、會興渡)一直在今址，將假虞伐虢等歷史說成是從今茅津渡過河的，這是一種誤解。明朝時期，陜州城北門外的北漢灘開辟了“萬錦灘碼頭”，商鋪林立、綿延數里，幾乎與太陽渡連成一片，成為豫晉陜三省的商品集散地。

　　歷史時期，河東池鹽從兩池出發(fā)，翻越中條山，到達黃河北岸，共有4條線路，其中兩條與太陽渡有關：一是從安邑東南上虞坂，沿著山道抵達虞城，向南順沙澗水谷，經由太陽渡到陜州;一是從解縣東南越過中條山，經過白徑嶺，到達太陽渡。經此抵達黃河南岸后，或沿陸路的“崤函古道”，或順流利用三門峽黃河漕運航道將鹽運送至虢州、陜州，再向東到達洛陽及鄭州。

　　浢津渡，也叫郖津渡或竇津渡，故址在今靈寶西北，因浢水而得名，處在函谷關內。至遲在漢代，浢津已經形成。近年在靈寶函谷關發(fā)現的“弘農郖庾丞印”封泥，足可證明浢津在漢代就是黃河漕運重要之地。浢津渡還是古代河東池鹽南運的要津之一，《宋史·司馬池傳》載：“蒲坂、竇津、大陽路官運鹽。”山西池鹽南運線路中的一條，就是從兩池出發(fā)，過虞鄉(xiāng)縣翻越中條山到達芮城，過黃河經過浢津渡抵達靈寶。

　　太原倉，又名常平倉，位于陜州區(qū)張灣鄉(xiāng)(今甘棠街道)七里村東，隋開皇三年(583年)置，其地臨焦水，西俯大河，地勢高平，故名太原倉。當時從關東經陜州常平倉轉運至長安的漕糧，一路是沿黃河西上經過三門水運至陜州;一路是經地勢險峻的“崤函古道”，陸運至陜州。地處洛陽與長安間的常平倉在我國古代漕運中發(fā)揮著重要作用。

　　太原倉的重要性在于它“控兩京水陸二運”，是河上漕運與遞場陸運的會合點。當時黃河漕運以東都為中心布局，以洛陽含嘉倉和陜州太原倉為主體，構成關東與關中之間的水陸轉運線。《舊唐書·玄宗紀》載，天寶十年(751年)正月，陜郡運船失火，一次就燒毀停泊在太原倉碼頭的米船215艘，商船100艘。雖然史料并未明確顯示這些商船與河東鹽運有關，但從河東池鹽運輸路線看，其兩條線路均南渡黃河經太陽渡入陜州，太陽渡與太原倉位置非常接近，如河東池鹽在不能及時轉運的情況下，必然會考慮就近存儲在太原倉。有關此問題的深入研究，有待新考古材料的出現。

　　鹽倉和集津倉，是唐代黃河漕運為避開三門天險，縮短“北運”陸路運輸，增加漕運量而設置在陜州的兩處轉運倉�！缎绿茣�·食貨志》載：“三門東西，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，復以舟漕，以避三門之險。……置倉集津倉，西置鹽倉，鑿山十八里以陸運。”兩倉均始建于唐開元二十二年(734年)，分別位于三門鎮(zhèn)龍巖村西南臺地上和三門鎮(zhèn)下倉村東南的臺地上。

　　鹽倉的得名應與解州池鹽有直接關系。自戰(zhàn)國時期開始，池鹽皆由解州陸運到達虞坂，然后再運往關東地區(qū)。鹽倉在三門以西，與虞坂的位置非常接近，一部分池鹽儲藏在倉庫內，因而得名鹽倉。1957年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三門峽古代漕運遺跡的調查，也發(fā)現了鹽倉的遺址及十八里陸道的遺跡。

　　此外，在三門峽境內黃河岸邊的摩崖石刻中，也發(fā)現了有關鹽文化的“蛛絲馬跡”，如崇寧四年(1105年)段恭修治棧道的摩崖題刻，記載了段恭“自備錢修”“喜舍資財”乃至“經營數載”的情況，說明北宋末年，民間力量也參與到整修棧道的行列中。究其原因，是因為北宋末年，日漸衰微的統治階級已無力應對西北及北方的戰(zhàn)事，當時西北戰(zhàn)事的各項軍需供給，是通過各地商人用“入中”的方式來完成的。也就是說商人無論通過何種途徑，只要將軍需物資運達目的地，就可獲得政府認可的之前由政府專營物品的轉賣特權，鹽就是其中之一。商人通過“入中”的方式獲得運鹽憑券，轉而運銷牟取暴利。